武大博士:招考分离是倒退 招生权力不能给高校

武大博士:招考分离是倒退 招生权力不能给高校
2018-11-19 10:45 观察者网

  24日,武大博士易卓在观察者网发表专栏文章,文章抨击了新高考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近期的文章《高考选拔标准应该多元化》,易卓称储朝晖先生对高考改革有着浪漫化的理解,充满乌托邦式的想象。高考涉及千家万户,改革最不应浪漫主义。

  易卓称,招考合一是我国长期教育实践中的基本点,储朝晖等学者主张的“招考分离”是历史性的倒退,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不负责任。

  易卓在文中写到,大众对于新高考改革中最担忧的地方就是招考分离!这种改革方向的本质危机在于扩大差异化的自主选择权,这既会造成高考选拔过程中主观性空间增大,并且这种主观评测难以规范和监管,同时教育多元评价体系会产生不可逆的社会阶层区隔。一旦真正推行招考分离,就不仅仅是暗箱操作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暗箱操作可以逐渐被这套改革制度给合法化!

  易卓建议,考试招生制度就应该由政府包揽,招生权力不能放给高校。我国绝大部分的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公办学校,高校运转经费主要来源是中央或省级财政支持。教育培养和选拔过程中既有学校的目标,但同时还有国家目标和家庭目标。所以,高校招什么样的学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不应该由高校来自主决定,应该由政府决定。

  易卓还反对照搬国外高校招生的经验,称国外高校招生团队的主观评价,不论是放在高校、政府还是第三方机构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并且如果我国高校掌握招生权力,每个高校都要自建招生团队来对接全国一千万考生,会造成巨额的资源浪费,会极大增加高校的招生难度。也会给学生和家长报考带来极大的难度,要应付所有心仪大学每个院系每个专业的招生要求。

  易卓称,(招考分离、招生权力给高校)这个方向是无视教育公平的方向,是葬送我国教育稳定的方向,是加速教育分化和阶层固化的方向。

  以下为易卓全文,并文末一并附上储朝晖《高考选拔标准应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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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易卓:我们需要浪漫主义式的高考改革吗?》

  (文/易卓,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武汉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人员)

  8月23日,北京市教委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新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将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体系与标准分散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一是建立高中学生水平考试制度,让学生在政、史、地、理、化、生六门科目中,根据自身爱好和优势自选三门,进行等级性考试并计入高考成绩;二是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也就是要扭转长期以来的统一招生制度,赋予高校部分的学生选择权和录取空间。这可以看作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制度延续,进一步扩大了高校的录取自主权。

  北京新高考改革政策一出台,马上引起社会的一片哗然,新高考改革很可能成为压死教育公平底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民众纷纷担心过于分散且主观化的高考选拔制度会成为优势阶层的秘密游戏。在教育资源和教育能力已经产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工农子弟只有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通过高考实现流动,让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现如今,新高考制度改革似乎正在关闭这最后一扇大门。

  如此明显的人心向背,却仍有所谓的教育改革专家出来为新高考改革方案洗地。新高考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先生就《方案》的主要内容、改革思路、政策解释以及大众意见等在媒体上做了详细的回应,题目为《高考选拔标准应该多元化》。

  储先生的这篇采访确实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到,新高考政策的制定者们是有多么的想当然,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以及改革有着多么浪漫化的理解。通观全文,除了其自己所说的新高考改革是要教育管理放权、实现教育评价多元是危险的事实以外,没有哪一句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更是有很多奇谈怪论。

  高考制度改革决定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而教育体制又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最根本的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任何的改革都是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基本利益的,教育制度改革就更是如此。

  我们的改革决定权不能只为少数精英服务和掌控,无论是身为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要对经验现实保持基本的敬畏和认识,要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浪漫主义式的高考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

  一、进步还是倒退?

  对于北京出台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所做出的改变与“成就”,储先生似乎还不太满意,还没有达到其理想中高考选拔制度的标准。

  其对本次北京和以前浙江高考制度改革的评价是“给了一点空间,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不改变管理和评价权高度集中的现状,这点小空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这里储先生所说的“一些进步”是指“分数对于升学的效价降低了……改革后不仅仅只看分数,还要看综合素质评价等因素,招生的高校也有了一定的决定权。”

  而其所认为新高考改革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考试招生制度长期是由政府包揽的……事实上,现在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

  那么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的处方家给出的建议是“需要将教育的评价和管理权力分级,该属于哪一级就是哪一级……高考选拔标准应该是多样的,应该由各个高校组建专业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信息如何对称?),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和选择。”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论证看起来更丰满一些,储先生还拿出了校外培训泛滥、学生不爱上自己喜欢的课所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甚至学生的近视率问题作为支撑,并还是将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回了那个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过度集中、单一”。

  1、新高考改革事出何因?

  圈圈转转绕了一大圈,储先生的逻辑算是比较清楚了。为什么要搞高考制度改革?是因为现行高考制度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过度集中,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衍生出很多小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看储先生所说的当前这万恶的高考制度所罹患的根本病症会有哪些衍生性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储先生认为高考改革势在必行,是因为:

  “整体上看,中国考试招生制度长期是由政府包揽的,这就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去国外自费留学,让中国高校的优质生源流失,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二是不利于整个国家人才的培养,难以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

  这段话简直是承包了本篇文章的第一个笑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储先生说政府包揽的招生制度造成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参加中国高考,而这个逻辑关联是极为匪夷所思的。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们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只是在不同省份采用不同的高考试卷,但仍然是依据统一招生考试的分数来录取。这样一个一直存在且运转的制度怎么就突然要为很多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并去国外读书背锅了?

  事实上,越来越多学生不参加中国高考主要分为三种原因:

  一是部分学生与家长本身就认为国外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资源更为优质,国外高校的文凭更为吃香,并且是在自身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去国外高校上学。这是社会经济产生分化后,中上层的优势阶级所做出的代际人力投资再生产最大化的决策,这跟高考制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你改还是不改,别人看中的是国外的教育资源和水平,总是要出去的;

  二是很多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出国留学,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根据自身平时的学习状况和测考能力,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下没有竞争能力,预期不能通过中国高考上一个好大学,所以就花钱出国留学。而这种情况是要靠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的,也往往只有中产以上阶层能够负担这种备选项,而储先生似乎有极强为他们省钱的冲动;

  三是在教育体制改革比较激进的地方,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实行学生分流,严格按照政策比例将部分学生强制分配到职业技术高中就读,很多家长为了能让自己孩子上大学,迫不得已才送去国外读书,这也与现行高考制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资料图来源:东方IC资料图来源:东方IC

  这样一看,仅仅因为现行高考制度筛选掉了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又自己花钱出国留学去了,所以我们就要改革现行高考制度,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接着,储先生又说“这让中国高校优质生源流失,阻碍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冷不丁的就把出国留学党贴上了“优质生源”的金光大字,并且好像就是因为他们的“离国出走”就阻碍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这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参加中国高考没有竞争力的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就成了“优质生源”,这中间的变戏法秘密,还烦请储先生告知于我们。

  至于储先生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不利于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难以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只是一种结论式的表达,而这种结论显然是没有什么实证研究作为支撑的。

  从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大量人才通过现行的教育体制和高考选拔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且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人,他们自身也实现了在旧社会无法想象的阶层流动。当今社会上各行各业耳熟能详的领军人物,例如马云、俞敏洪、施一公等等,无不是依靠我们本土的教育模式和选拔机制培养起来的。

  如果说这些名人的成功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笔者在甘肃会宁调研,统计发现这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西北小县,截至2012年竟然有41位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毕业的学生,并且相当部分是博士学历。

  可见,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不仅可以选拔人才,而且可以相当程度地指导教育体制去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够给最普通、最底层的工农子弟留有机会。他们可能没有成为当前教育改革家眼中的天才,但是他们靠自己的生命奋斗历程证明了现行高考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公平保证,并且能够培养参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优秀人才。

  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是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匹配的,我们不能苛求一种寻找天才的高考制度,关键还是要保证基本的教育机会公平。

  2、“招考分离”是历史性的倒退

  无论是浙江方案还是北京方案,储先生这两轮高考改革都没有触及一个实质问题,即“高考到底是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高校为主体。”

  从储先生的全文来看,其是站在高考要以高校为主体这一边的,因为以政府为主体就只能是“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个抽象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不能与具体的天性相匹配的,唯有各个高校有不同的标准,才能在教育选拔过程中“跟学生天性的多样性匹配”。储先生还将这种多对多的组合浪漫地称为高校与考生之间“谈恋爱”。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储先生给我们所描绘的唯美图景下所要坚持的只是一高考改革方向——招考分离。无论招考分离的具体政策如何制定,其改革核心是不变的,那就是要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学校可以进行自主招生,政府参与宏观管理与监督,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中的主观空间,理论上强化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权。

  但是事实上,大众对于新高考改革中最担忧的地方就是招考分离!这种改革方向的本质危机就在于扩大差异化的自主选择权,这既会造成高考选拔过程中主观性空间增大,并且这种主观评测难以规范和监管,同时教育多元评价体系会产生不可逆的社会阶层区隔。一旦真正推行了招考分离,那就不仅仅是暗箱操作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说暗箱操作可以逐渐被这套改革制度给合法化!

  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把招生的权力放到高校,高校的招生办能够根据自身院校的需求和标准来录取学生。当然这里的录取条件已经不完全看你的统一招考成绩了,而是赋予了高校更多的主观评测的空间,这种选择的主观成分越多,高考录取中的人为可操作空间就越大,并且尤其难以监管。

  以自主招生为例,你很难去监察和判断一位招生面试老师的最终选择是利益驱动的还是公平公正的,没有了统一客观的标准,招生录取工作就很容易变成一场儿戏和交易,那些有钱有势有关系的学生和家长就可以利用制度的空子来走捷径。

自主招生考试(资料图/东方IC)自主招生考试(资料图/东方IC)

  所以最大的风险根本就不是暗箱操作,而是暗箱操作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并最终走向合法化,那合法的违规还能叫违规么?并且就算这种监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我国有那么多高校那么多院系,如果都是按招考分离来自主招生的话,哪里有那么多行政监察资源来保证新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呢?

  从学生家庭的角度来讲,教育多元化评价体系会产生不可逆的社会阶层区隔,同样会造成教育中的不公平。

  假设储先生所说的招考分离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教育评价体系多样化就决定了学生俘获教育机会途径的多样化,关键问题就在于这种途径的多样化是靠学生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得来的,还是依靠家庭已有的资源优势得来的,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目前高考教育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教育多元评价体系事实上催化了学生家际之间的竞争。比如新高考改革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做评定”,试问,其中的思想品德如何去界定?学业成就如何去考察?还有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都与一个学生的家庭环境、阶层出生、经济实力和父母修养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把这些都作为高考评价多元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学生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家庭阶层分化之间的差异就会主导其获取教育机会的差异,并进而造成教育领域的阶层固化和优势阶层的精英循环。这应当是经受过社会科学训练学者的基本常识。

  现行高考的确有很多不足,我们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改进,但是其制度优势就在于最大化地杜绝教育领域中的寻租行为,最大化地保障了高考录取的公平性。

  招考合一是我国长期教育实践中的基本点,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不能开历史的倒车,这是民众最恳切的呼声,储先生却说招考分离是“一项政策越得民心就越没有风险……是对所有教育当事人都利好的政策”,也不知是得的哪里的民心,对什么当事人利好了。

  3、校外培训泛滥的根子在公立学校转让教育权力

  储先生对于“现在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来推销招考分离,强调教育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并且拿出现在校外培训过多泛滥的例子来证明,其认为“标准过于单一……培训机构办起来也很简单,全国各地都可以复制……校外培训过多过滥,这些问题根子都在于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

  很显然,储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基本的认识和判断。根据笔者及团队在全国基层尤其是县域一级的教育调研来看,校外培训泛滥的根子在于公立学校把教育权力转让给家庭,但家长又没有办法自己去承担子代的教育需求,只好寻找市场服务。

  其实大量的中小学阶段的校外培训都只是提供托管服务,很多小学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父母还没有下班,只能放在校外培训机构里面。反而高中并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学校相对来说还把握着教学权力,把学生的学习过程放在学校,所以高中阶段的校外培训相对中小学来说是不多的,这与储先生所说的“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有关系吗?

  不仅如此,储先生还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标准不再单一以后,单一的培训需求就没有了,办培训班就必须有独特的内容,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培训的需求也就降下来了,培训过滥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读来读去,就怎么也没搞懂为什么培训班有了独特内容以后,培训需求就会降下来?要知道资本与市场都是逐利的,教育评价体系越多元,其所释放的潜在市场空间就越大,一旦教学权力从公立学校大跨步移交给家庭的话,这些新产生的需求一定会被市场吸纳。在一点上,储先生是太小瞧资本与市场的力量了。

  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因为原来的教育评价体系相对单一,所以公立学校可以在长期的实践中完全满足学生的备考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去市场化的公办教育才是可能的。而一旦教育评价体系分散和多元以后,公立学校在教师和师资上面没办法短时间内配置来满足学生们的多元教育需求,他们难道不会有更强烈的欲望去市场寻求服务,而这些新增的需求又难道不会被市场捕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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